当前位置: www.89677.com > 科技产品 > 正文

明刊戏曲插图本考述,九宫正始

时间:2019-11-09 05:48来源:科技产品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明传奇辑佚工作的重要性,开始佚曲目录的编订,如王安祈编订《明传奇钩沉集目》、吴书荫编次《明传奇佚曲目钩沉》,分别著录明传奇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明传奇辑佚工作的重要性,开始佚曲目录的编订,如王安祈编订《明传奇钩沉集目》、吴书荫编次《明传奇佚曲目钩沉》,分别著录明传奇散佚剧目91种和126种。王、吴“简目”搜罗甚勤,明传奇佚曲的重要剧目基本收入囊中,对明代戏曲辑佚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明传奇佚曲辑录工作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随着明代知名剧作家全集、戏曲集的编纂,相应作者的佚曲收集其中,如徐朔方点校的《沈璟集》、张树英点校的《沈自晋集》、李占鹏点校的《汪廷讷戏曲集》等。此外,黄仕忠也做过《龙泉记》的辑佚;张文德、赵兴勤、吴志武的论文也涉及明代戏剧家佚曲的辑录或本事的考索,对相关明传奇辑佚工作亦有所帮助。

一是态度认真,专心致志。据其《自序》,徐于室有感于“明三百年,无限文人才士,惜无一人得创先人藩奥者”,立志编纂一部反映南曲格律原貌的曲谱。纽少雅深谙魏良辅曲学精髓,“欲以从来疑信之词,汇成一集,以俟参考”。徐、钮“情投意密,时刻不离,日共搜罗剔抉,刮垢磨光”。崇祯九年,徐于室临终以是书泣付少雅。少雅“耳目半昏,悲愤犹然不减垂龆之攻苦”,崇祯十五年完成初稿,但“心犹未惬……其间瑕玷,果无全妥,惭羞无地,且恨负徐公之托也,宁死必欲再启”。顺治八年88岁时完成全书,“计前后共历二十四年,易稿九次”。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戏曲文献的持续大量发现堪称曾经造成一定轰动效应致使不少耆宿时贤频频驻足凝眸的奇景壮观。20世纪是中国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卓荦进步和辉煌成就的百年,也是中国戏曲文献发现创获至为丰赡的百年。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为中国戏曲不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浏览、阅读文本,而且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整理、研究领域,对传承和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百年发现看,每种戏曲文献的面世年代都难以先期预测,无法提前揆度,它们的出现虽乍冷乍热,忽疏忽密,既不均衡,又无规律,却断断续续地贯穿着20世纪的整个历程。它们大多数初见于海内外经营图书的店肆摊铺和酷爱文艺的家族村落,也有一部分来源于我国地下的考古发掘,还有一部分藏于世界一些国家及地区久负盛誉抑或不甚知名的各类图书馆。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历史沿革连贯,地域分布辽阔;类型构成繁复,特征表现奇异;价值蕴蓄宏富,意义指归深广,它们是古代社会留存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戏剧学价值,它们的粲然亮相使向来狭隘闭锁的戏曲学界目睹到《元曲选》、《六十种曲》、《太和正音谱》、《南词叙录》诸通行本之外更丰富的各种形态的戏曲文献,不但为中国古代戏曲文本增添了独一无二的崭新凭证,而且为中国古代戏曲表演提供了别开生面的真实资讯。通过这些发现既可透视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的形成、流传和藏存,还能体悟一代热爱收藏的知识分子面对行将消失的我国文化遗产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精神和高度的时代责任。现当代戏曲学家对此都有至为精辟的论断,像郑振铎在《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中说“单就元、明传奇而论,其新发现的资料,假若能约略整理一下的话,真要使十余年前的研究者吃一大惊”;傅惜华在《近五年来所获之戏曲珍籍》中说他“每遇戏曲书籍,勿论旧椠名刻,南府官书,梨园传本,苟力所能逮,莫不尽事搜藏,故插架日增,积书盈室,所得乃近万卷”,而“较为珍贵罕觏”者,则达“五十种”;叶德均在《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中说“十年中,戏曲小说有不少损失,但也在这十年中却有不少的新发现,其中有绝迹几百年的许多重要文献”,这些“发现以戏曲方面为最多”;陈万鼎在《六十年来元明杂剧的发现》中说民国以来公私所获大批元明清杂剧、传奇,“颇使士人眼光大开,研究资料日益丰富”,我国戏曲“曩不为人重视”,“历经前贤提倡,不惮精力,远穷海隅,广肆搜求,醵金覆刊,始于尘封蠹余重见天日”,其“鸿功伟烈,令人仰止”;陆萼庭《明清戏曲家考略序》说着者邓长风的考订,“做的就是驱散迷雾的工作,使我们开始读到新鲜的材料,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些论断从多个侧面反映出现当代戏曲学家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主体价值的认同和肯定。全面考察、具体分析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蕴蓄,对深入了解和准确认识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状况、范畴、性质以及中国戏曲文化史的生成、发展、演变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导引功能与难以替代的实证作用。 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蕴蓄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数以千计的初写原刻。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拥有数量浩繁、风貌质朴的最早写刻本。它们或仿祖本缮抄,或依手稿镌刻,虽简陋粗拙,甚至漫漶断烂,却属初写原刻,看似颓册败页,实乃稀世珍宝。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今虽“可惜见不到原书”,所存乃据原书仿录,却“未经后人篡改,保存了戏文的本来面目,是研究宋元南戏极为珍贵的史料”;《元刊杂剧三十种》为今存唯一元代当世刊行的杂剧集,“虽出坊间,多讹别之字,而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诚可谓惊人秘笈”;《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纂辑元明杂剧242种,其中钞本173种,刻本69种,堪称元明杂剧之大国,虽全非初写原刻,然“几乎每种都是可惊奇的发现”,“价值实远在寻常宋元本之上”,它的突现“最煊赫”,是“整个中国戏曲发现史上一件大事”,清昇平署自设立迄解体“计近有二百年之历史,所自编与所尝演之戏,又不下数千种,开旷代未有之局,创千古罕睹之事”,这些剧本都是工笔正楷,绝大多数以原创格局传存至今,实为近代戏曲史中重要资料之“大体悉备”;《车王府曲本》今存剧本几近千种,虽系行草书体,却未失初写韵致,“这批曲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清代由盛而衰阶段的民情、风俗、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又为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作了一次总结”,“它所包含的文献价值可与全唐诗、全宋词媲美,它的发现,可与安阳甲骨文、敦煌文书并提”,“足可填补‘乱弹’阶段剧目的空白”。而《西游记》杂剧,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成化刻本《白兔记》、嘉靖抄本《蔡伯皆》、潮州戏文五种(《荔镜记》、《颜臣》、《荔枝记》、《金花女大全》、《苏六娘》),清道咸时期青阳腔戏曲民间抄本四种(《三元记》、《黄金印》、《涌泉记》、《陈可忠》)诸戏曲作品单行本,与以《盛世新声》、《风月锦囊》、《词林一枝》、《乐府玉树英》、《满天春》、《乐府红珊》为代表的戏曲作品选集,以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南词引正》、《南曲九宫正始》、《霜崖曲话》、《今乐考证》为代表的戏曲理论着作,或抄或刻,都无不保留着面世之初的朴素和质实。它们的发现为中国古典戏曲提供了数以千计的珍稀剧本,丰富了中国古典戏曲作品的种类和内涵,改变了20世纪以前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流传的萧条和沉寂,更为可喜的是,它们能使后世随意浏览从未涉猎过的诸多戏曲作品的最早文本。 第二,世所罕见的孤本秘籍。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包罗装帧别致、行款卓异的众多特殊版本。它们或裒辑于总集,或付梓以单行,都独一无二,为世稀有,是迄今为止孑然传世的唯一典籍,欲考察、阐释某类戏剧样式固非它们莫属。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就是后世认识宋元南戏必须首先接触的三个孤本,而《张协状元》还是“今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有14种为海内孤本,其“是我们今天研究元人杂剧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自不待言,即使非孤本的16种也为更充分地扩大元刊杂剧的社会影响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促进作用。《风月锦囊》四百余年来一直秘藏西班牙,鲜为海内所闻知,“系天壤间孤本”,选录“传奇杂剧,亦颇多今已失传者”,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戏文选集”,俄国汉学家李福清20世纪80年代初在欧洲发现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为《善本戏曲丛刊》所失收,乃名副其实的孤本秘籍,“虽都残缺不全,却收载了不少失传的佚剧与佚出,它们都是值得珍视的文献”;清以前行世的元代《西游记》杂剧今仅存明万历刻本,后世版本皆据此抄刻而来,它是“现存最早的这一题材的戏曲剧本”,“对我们研究西游记故事演变有着重要价值”,宣德南戏抄本《刘希必金钗记》出土于广东潮州西山溪明墓,今已无别本存世,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也是“迄今见到的最古老演出剧本”,《远山堂曲品剧品》“湮沉了三百年”后方“重见天日”,实属秘籍,从未见于着录,它“不仅丰富了明代传奇、杂剧的数量,也提供了明代戏曲史上一些重要资料”;《南曲九宫正始》“前后共历二十四年,易稿九次,方始成之”,虽为曲谱之伟着,然亦系孤本,它“保存了一百多种‘元传奇’,其中三分之二是近人辑佚所未及的”。他如《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清昇平署戏曲文献》、《车王府曲本》、《吐鲁番梵文戏剧残卷三种》诸戏曲作品集以及《盛世新声》、明成化刻本《白兔记》、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所代表的戏曲作品选集、单行本和理论着作,或全部或部分地以孤本秘籍的身份,填补了中国古典戏曲领域的许多空白,为戏曲校勘提供了一种毋庸置疑的确凿文本。中国古典戏曲绝大多数作品只有孤本独刊,重刻再版十分匮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读者对版本价值的敏锐判断和允当鉴定。 第三,难得寓目的散编逸篇。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蕴蓄着着于经史、载诸百家的大量珍贵资料。它们或为片言只语,或为遗文佚曲,没有通例准则,不分巨细宏丽,然其实用价值庶可与原稿孤本相轩轾甚或略高稍强,尤为不同寻常的是它们作为戏曲资料皆属首次征引和最先披露。像录于《宋书·乐志》卷二十二之《公莫舞》,虽长期隐而未显,却似吉光瑞霓,令人珍视,它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唐戏弄》稽考了以《踏摇娘》、《西凉伎》与以《侮李元谅》、《三教论衡》为代表的数十种歌舞类戏和说白类剧,其旁征博引、搜罗剔抉之深广,至今仍无人轶其右,因为这些剧目而穷极古籍的材料“每每倾筐倒箧,竭情尽致,没有遮拦”,更为独家采撷,“它的轮廓是已够圆满的了”;《方志着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仅新增往昔未见着录的戏曲家就达一百二十四人,而新增未为人知的剧目亦达五十余种,这完全是新发现,它“对于深入研究元明清三代戏曲,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新材料”;尤使人眼界大开的是《明清戏曲家考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这三部着作带有拓荒性,它们大规模地辑录了流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戏曲文献史料,其于国内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未见着录,“综观前后三编,作者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始终坚持掌握第一手资料”。近年问世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着录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31种,稀见晚清民国传奇14种,“披露了新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剧本文献和相关戏曲史实,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很琐屑却颇关键的资料更是不绝如缕,像说“戏场”一词最早见于东汉翻译佛典《修行本起经》卷上“试艺品”说“瓦舍”一词最早出自前秦翻译佛典《鼻奈耶》卷四,说“杂剧”一词最早见于唐初翻译佛典《量处轻重仪本》卷一“杂剧戏具”,说“戏曲”一词最早出自南宋刘埙《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若凿凿金石,为荦荦端绪,具有发凡起例、追本溯源的嚆矢作用。《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山西神庙剧场考》在考察戏曲文物的同时,也着录了许多新的戏曲文献史料。他如《说剧》、《优语集》、《宋元戏曲史》、《宋金杂剧考》、《清代戏曲史》、《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在戏曲文献资料的搜集、钩稽、寻访、考索方面都成绩斐然,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绝无仅有的装扮排场。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附丽着角色表演、舞台调控的各种真实信息。它们或径直简化省略,或额外增补添加,前者往往干脆被忽视,后者虽多所瞻顾,但观照仍嫌寂冷,尽管如此,却都为中国古代戏曲已失去光和影的舞台演出保留了无数珍奇的原始资讯。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张协状元》“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早期南戏融合各种伎艺未化的痕迹”,不仅“保存了诸宫调、宋杂剧等演出的片断”,而且“对我们了解早期南戏的剧本创作、演出形式并借以探索南戏形成的艺术渊源和对后世戏剧的影响”极有实证价值;《元刊杂剧三十种》大部分剧本之唱词较明刊本诸剧本集为多,宾白较明刊本诸剧本集为少,甚至少数剧本只存唱词而宾白全缺,遂衍生出元杂剧“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初时止有填词,其介、白之文,未必不系后来添设”的推断,它的宾白的简化省略对探讨元杂剧的实际演出情形无疑颇具认知价值;《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有102种抄自内府或以内府本校勘的剧本缀附了穿关,详细开列每折戏的登场人物及其穿戴衣冠、髯口与所执砌末,数量之多,名目之细,就杂剧演出资料着录言实在无与颉颃,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比较系统的戏曲服饰史料”,对“研究戏曲舞台美术的历史演变”,很有参考价值;《清昇平署戏曲文献》的发现使一向甚感神秘的清代宫廷演剧大白于天下,它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相当完好地保存了宫廷戏演出的翔实资料,从机构沿革、制度废立、剧目编排、舞台表演,举凡与戏曲演出相关者都有清晰具体的档案记载,卷帙之繁,规模之巨,为世所罕见,使“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之替代,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车王府曲本》几乎皆为皮黄戏演出的脚本,既有记录戏班艺人现场演出的“全串贯”,也有导演为掌握剧情而随手使用的“总讲本”,不仅标注脚色、唱词、说白,而且附载音乐、布景、动作、表情以及相关舞台提示,虽因带有草稿性质而甚显凌乱,却非常方便实用,真实可信,它是一个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资料库,“为研究说唱艺术史、戏曲表演史、汉语演变史、清代政治文化史以及民俗民情、宗教信仰、民族关系”,极有征引价值。而明成化刻本《白兔记》、明本潮州戏文五种、青阳腔民间抄本四种诸单行本,《南词引正》、《鸾啸小品》、《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今乐考证》诸戏曲理论着作,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为代表的戏曲文献史料都蕴蓄着极其丰富的古典戏曲演出资料。若将这些资料认真加以整理归纳,中国古代演剧史肯定会以饱满充实替代单薄干瘪傲立于世人眼前。 第五,鲜为人知的藏迁轨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具有机遇迥异的庋置经历与遭际离奇的流转过程。它们或厕身于神州中土,或寄迹于别国异域,显现,隐没,再显现,再隐没,此起彼伏,循环往复,自问世迄被发现,无论沉潜浮露,曾都屡遭劫难,备受漂泊。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竟惊见于英国伦敦“一小古玩肆”,斥资璧购暂存“天津某银行保险库”,抗战胜利复“不知下落”,幸赖仿抄得以衍传;《元刊杂剧三十种》经李开先、何煌、黄丕烈收藏,因有人从吴门购回而不幸流落日本,罗振玉、王国维在东京发现它并将其公布于世,今国内所见乃据日藏影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更为蹇舛,先后经赵琦美、董其昌、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孙伯渊多人措手,最终被郑振铎发现于抗战正酣的上海;《清昇平署戏曲文献》原本善藏京城,却因宣统溥仪废黜,而“惟昇平署在宫城外,故其太监得私以档案及戏曲稿件,售于小书铺”,如此复散复聚,旋失旋得,由于散佚和发现之间为时较短,遭受磨难尚少;《车王府曲本》为“清末北京蒙古族车王府钞本”,它的藏迁亦甚为典型,今一部分收藏于大陆,一部分保存在台湾,二部分流落于日本,而其缩微胶卷还远藏在美国、英国,所经人事尤为扰攘;颇具传奇色彩的《风月锦囊》从明穆宗隆庆六年就被传教士转呈西班牙国王,秘藏于“爱斯高里亚尔静院”,直至20世纪中后叶方通显于世,封存境外长达四百余年之久,原物虽无望返还,但影印本已发行国内外;《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乐府南音》、《玄雪谱》、《大明春》七种,“幸赖日本内阁、尊经阁两文库保存至今”,它们在境内究竟何以亡逸、又何以为日人收藏,今均无确切史料;而发现于丹麦哥本哈根的《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发现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大明天下春》,发现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满天春》、《钰妍丽锦》,发现于德国萨克森州的《百花赛锦》,以及与今仍珍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乐府红珊》、牛津Boodleian图书馆的《乐府菁华》、牛津大学的《乐府歌舞台》,庶几全是“作为古文物被人带到欧洲”,可谓藏迁国度最遥远的戏曲选集,正越来越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霜崖曲话》诸戏曲理论集虽俱发现于国内,较少经受劫难,但待真正公开流传,已是历尽沧桑;至于《西游记》杂剧、《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诸戏曲单行本也都拥有各自甚为奇特的藏迁历程。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藏迁轨迹不仅给戏曲文本的世代传承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依据,也为古典戏曲跨越国门、传留境外提供了早期中外文化互相交流的有力证明。这对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很有支撑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不仅为中国戏曲学界洞开了一片气势恢弘的雄阔天地,使后世能够欣赏往昔未曾寓目的原始戏曲作品、论着及史料,而且驱动了中国古典戏曲整理、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就像《南词引正》的发现彻底恢复了魏良辅《曲律》的真实面目一样,它们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位置。从主体价值看,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在初写原刻、孤本秘籍、散编逸篇、装扮排场、藏迁轨迹诸方面都反映出为普通戏曲文献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和珍贵性。值得说明的是,这只是从主体的角度观照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除此而外,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可以说是一座价值连城的文化宝库,在戏剧学、文献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学、考古学、中外交流学诸领域都蕴藏着浑朴价值,正如王季思称誉《车王府曲本》“诉说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一样,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和整理。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从主体的角度对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价值作了较系统的概括和归纳,从而为今后戏曲文献的全面整理及深入研究提供一种铺垫和尝试。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就书贾而言,明刊戏曲插图有重要的促销功能。与无插图戏曲刊本相较,插图本无疑会受到读者与市场的青睐。可以想象一下,在江南的某个书肆中或书摊前短暂驻足的顾客,随手拿起一本戏曲刊本来翻阅,在这片刻的翻阅过程中,文字的精彩与否着实很难判断,这时,吸引他眼球的极有可能是书中的插图,往往是插图的有趣抑或精美打动了购买的心弦。正如天启乙丑武林刻《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11]若无插图戏曲刊本便会滞销,可见插图之促销功能。

在实际整理过程中,辨析别名与确定各类曲文关系,是经常碰到的难题。现存明代戏曲选本所选散齣、零曲虽标明其选自何剧,但由于明代出现大量同题材剧作,剧作家也喜好改编旧作,曲选、曲谱编纂者标新立异,所标剧名颇多同名异曲、异名同曲的现象。所谓“同名异曲”是指剧名相同,实际曲文内容不同的剧目。明代传奇《金环记》至少有两种,一为木石山人所撰演海瑞事迹之《金环记》,二为演花云抗击陈友谅就义之《金环记》,二剧皆仅存佚曲。这类剧名相同却搬演不同内容题材的“异曲”尚好分辨,对于同名同题材的“改本”则需要更为细致的比勘。所谓“同曲异名”现象,是指出于同剧的系列散齣零曲,收入不同曲选、曲谱时被编纂者另题新的剧目。这一现象同样困扰着明代戏曲的辑佚工作。不同的戏曲选本,在选录同一剧目散齣时,变换剧名,不经过一番对比,难以辨明佚曲的归属。以《五桂记》为例,《大明天下春》《大明春》《摘锦奇音》等曲选题为《五桂记》,《乐府红珊》《群音类选》则题作《晬盘记》《睢盘记》或《萃盘记》,《群音类选》《怡春锦》又题作《登科记》,《乐府玉树英》则题作《丑枝记》。经过曲辞的比对,实为一剧多名。类似情况在明传奇中并不鲜见。厘清同名异曲、异名同曲的情况,考定佚曲与作者、佚曲与全本的对应关系,在宋元戏文辑佚过程中较为少见,却是明代传奇辑佚工作之重点和难点。

作者简介

关 键 词:插图本/戏曲/明代/出版

寻访戏曲全本与蒐集稀见选本,是明代戏曲辑佚必备的两项前期准备工作,也是能否实现《全明戏曲》“全”而“精”编纂目标的前提条件。

姓名:许建中 工作单位:

内容提要:有明一代大量精美的戏曲插图本被刊刻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与戏曲史上的典型现象。据统计,现存明刊戏曲插图本有剧目159种,版本369种,涉及了当时所有的戏曲文体样式与版本形态:从文体看,有杂剧、戏文与传奇三类;从版本形态看,有单刻本、选集本与别集本。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促进了戏曲的阅读,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插图形态之演变也意味着戏曲的雅俗之变。

成绩与短板

《九宫正始》今存清初钞本,作者生平及此书编撰仅有诸序可据。类似情形在古籍文献中甚多,也为今人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

1.单刻本。单刻本指单独刊刻出版流通的戏曲文本。杂剧、南戏、明传奇皆有。相较而言,单刻本部头小,制作成本低,制作快捷,能及时满足读者需求,在当时戏曲书籍流通中占主要地位。

审辨名实关系与拼组文本碎片

《九宫正始》篇幅巨大,体例统一,选择精审,考订严密,已诚不易;作者以近九旬高龄成此浩繁工程,存在一些今人可以挑剔的毛病,也不必过于苛求。错误数量极少,比率极低,不足以说明编纂混乱和题署不可信,不能简单否定其所录元代南散曲的可信性。

明中叶后,戏曲的案头化倾向严重,戏曲语言典雅化,不太适宜舞台演出与观众观赏。李渔云:“《牡丹亭》、《邯郸梦》得以盛传于世,吴石渠之《绿牡丹》、《画中人》得以偶登于场者,皆才人侥幸之事,非文至必传之常理也。”[12]67指出其剧本之语言不易让人理解,不宜于演出。其实,晚明汤显祖、吴炳的剧作皆有插图本,其传播除场上演出外,还可通过阅读来传播。插图本的制作愈来愈精美雅致,促进了戏曲文本阅读。案头化的戏曲虽不可或极少上演,但会通过阅读被传播接受。历代曲论者对戏曲案头化与文词化多有批评,在于他们往往仅看到了戏曲作为场上艺术的一面,而忽视了或不愿承认戏曲文本的可读性。戏曲插图本正可促进戏曲文本尤其是所谓“案头本”的阅读。正如浦安迪所说,16世纪附有精美插图、评论性的序跋和详尽眉批夹注的戏曲善本,有力地证明了剧本由供人演出而变为有钱士绅案头赏玩的读物。[13]29当时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可以帮助人们阅读欣赏,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戏曲的传播与接受。

从曲选、曲谱、曲话中辑录的明代戏曲散齣,尚需仔细甄别,并非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辨明它与全本的关系,确定已经散佚,至为必要。再将这些确为佚曲的碎片予以整理,通过著录剧名、辨析别名、考释本事、考证剧目流变、统计佚曲数量、编排宫调位置、联缀曲牌次序、注明角色演唱、撰写关目提要、校勘异文等流程,完成碎片的拼组和重排。

《九宫正始》也偶有误题现象。如《现团团桂轮》同题“元散套”和“元传奇”“明散套”,同题“元传奇”和“明传奇”者10种,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已详细考订。同题“元散套”和“明散套”者仅《群芳绽锦鲜》《教人对景》《柳径花溪》3例。

[7]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上海:上海书店,2006.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传奇佚曲的辑录、整理与研究”负责人、中山大学副教授)

在明清曲谱和曲选中,存录有一些早期南曲。《旧谱》《沈谱》标“散曲”,《新谱》署“散曲旧套”,《南九宫词》题“古词”,《吴骚合编》注“旧词”。其中《九宫正始》保存最多,且有90支明确标署“元散套”或“元南北散套”。但迄今文学史、散曲史在研讨元代散曲时,都聚焦北曲,忽略南曲。隋树森虽注意到此,但其《全元散曲》“无名氏南曲”仅存7个散套和4支小令,未收录全部元南散曲,对《九宫正始》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我以为《九宫正始》记载可信。

第一,名画家、名刻工的加入。此期不少声名卓著的大画家,参与戏曲插图制作,提升了插图艺术水准,从而产生了更多佳作。如崇祯十二年武林刊《张深之正北西厢记秘本》,陈洪绶绘图,项南洲镌刻,有崔莺莺像一幅,其余五幅据情节而绘,以人物为主,构图设计极具巧思,匠心独运。其中第二幅所绘为“目成”,在僧人旛幢引领下,张生、老夫人、莺莺与红娘迤逦而行,崔张二人正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构思奇绝,乃名画家与名刻工珠联璧合之作。除此外,还有王文衡、陆武清等画家,黄一彬、郑圣卿、刘杲卿、汪文佐、洪国良等名工,共同合作,创作出了一批精美的戏曲插图。

明刊戏曲插图本考述,九宫正始。寻访戏曲全本与蒐集稀见选本

钱南扬《戏文概论》认为《十三调谱》是南宋晚期所编,《九宫谱》出于元天历年间。此是今知最早的南曲曲谱。《自序》言“元人《九宫十三调词谱》一集”,又据蒋孝《旧谱序》和王骥德《曲论》,则他们所见均为《九宫谱》和《十三调谱》的合刊本。《九宫正始》依循其例,前《九宫》后《十三调》,体例与《旧谱》、沈谱和《新谱》等谱不同。

戏曲文体

明代戏曲辑佚的

(作者:许建中,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版本形态

相对宋元南戏、杂剧而言,明代戏曲辑佚工作起步要晚,成绩要小。王古鲁《明代徽调戏曲散齣辑佚》辑录明代徽调青阳腔散齣16种。继王古鲁之后,在明代南戏、传奇辑佚上用力颇勤的是赵景深,他的《明清曲谈》《元明南戏考略》《戏曲笔谈》都涉及明代戏文、传奇的佚曲辑录工作,另外,他还撰有《明清传奇辑佚》一书,可惜未公开发行,仅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有零星的引用。

三是标署清楚,格式规范。例曲征引,题分五类,标明时代和文体。戏曲分题“元传奇”“明传奇”;散曲标明“元套”“元散套”“元南北合套”或“明散套”“明小令”。陈大声、梁伯龙、徐子仁、张伯起、康对山等大家作品,只标作者、散套或小令。有些只题曲选名称、套数题目,需要认真查考,如《风教编》为顾大典作品,《弹指怨东君》是郑若庸散套,《东风二月天》最早见于《雍熙乐府》,《长空雾卷》为康海南北合套。词曲同牌、以词为例者,径署唐宋词家。极少数失题,但注明时代与文体,或可考,如〔甘州八犯〕出《宝剑记》,〔催拍〕出《拜月亭》,〔春从天上来〕据《寒山堂谱》卷一,出“元散曲《凝云妙选》”;或较难查考,如〔金钱花〕。这也说明编纂者态度认真、体例严谨。

总体看,这些戏曲插图本的绘、刻皆佚名,较古朴粗陋。此一时期的剧坛缺乏生气,还较为沉寂,[6]21从这些戏曲插图本的面貌也可体味到此点。

对明代戏曲的辑佚,是建立在全本普查的基础之上。过去这一工作未能全面铺开,原因在于要全面掌握明代戏曲存佚情况,凭个人之力很难办到。当下《全明戏曲》的编纂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笔者参与其间,依靠课题组前期寻访之基础和国际交流之便利,多次前往国内各大图书馆访书,或托人到欧美、日本等境外公私藏书机构核查底本。经过努力,我们基本摸清明代戏曲存、佚剧目的家底,明代戏曲辑佚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然成熟。

二是遍访孤遗,文献坚实。徐于室“遍访海内遗书,适遇元人《九宫十三调词谱》一集,依宫按调,规律严明,得意之极,时不释手,时天启乙丑岁也。又越载余,岂意复得明初词选一部,名曰《乐府群珠》”;纽少雅偶得奇书,“乃汉武帝及唐玄宗之曲谱也……上古名曰《骷髅格》,至汉易为《蛤蟆贯》,后唐玄宗鄙其不雅,易作《歌楼格》,又曰《词舆》,又曰《词林说统》”。《九宫正始》元南散曲即是以元《九宫十三调词谱》《词林说统》和明初《乐府群珠》等为依据的。

[1]鲁迅.北平笺谱序[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总体来看,明代传奇佚曲的辑录工作尚未全面而系统地展开,已有成果关涉的明代传奇佚曲数所占比例还很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明代戏曲的整体把握和深入研究。这种局面与明代戏曲的散佚情况不同于宋元杂剧、南戏有关。明代戏曲存世全本的数量较大,散佚剧目的数量也不容小视。戏曲辑佚的前提是全本已佚,然明代戏曲全本的家底不清楚,是近年明代戏曲研究尽管有长足进步,相关辑佚工作未能全面铺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元南戏的观念,是20世纪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九宫正始》存录的“元传奇”,是确立宋元戏文历史存在的重要文献。同理,也应承认《九宫正始》存录的元代南散曲。对此,冯沅君先生《〈南戏拾遗〉导言》的评论最早:“可借以较辑散曲。书中所引虽以剧曲为主,但也有一部分散曲,已佚者可辑,尚存者可较。”《九宫正始》所存元代南散曲,可以弥补元代散曲久已缺失的一个学术环节,构建从元南散曲到明清南散曲历史发展的完整脉络,认识元明南北散曲的交流互动,具有散曲史和文学史的重要价值。

后期:泰昌、天启、崇祯时期(1621-1644年)

明代戏曲辑佚成绩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占据研究资料的多寡,而明清戏曲选本的掌握则是重中之重。根据目前各种戏曲工具书及相关论著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式地搜集稀见明清两代的戏曲选本,最大限度地增加戏曲选本的数量,理论上就增加了佚曲的总量。经过访查发现,尚有《征歌集》《缠头百练二集》《乐府名词》《乐府争奇》《乐府遴奇》《新镌乐府时尚千家锦》《新镌乐府时曲万家锦》《曲选》《初镌歌林拾翠》《冰壶玉屑》《词珍雅调》《来凤馆精选古今传奇》《昆弋雅调》《万锦清音》《今乐府选》《词林落霞》等数种未曾公开影印,寓目不易。不仅如此,有些选本同名而实际有所差别,如《万锦清音》存国图藏本和傅惜华藏本、《初镌歌林拾翠》存浙江省图书馆藏本与国图藏本,相互之间都有一些差别,需要仔细甄别,逐一核查。经过近几年的访查,我们基本掌握了国内外藏戏曲选本的情况,待时机成熟,将这些稀见戏曲选本影印出来,供学者研究利用。

任半塘先生撰写《散曲概论》时,未见《九宫正始》。1936年冯沅君、陆侃如出版《南戏拾遗》,据《九宫正始》增辑南戏72种,此书方为学界所知。隋树森《全元散曲》对现存相关南散曲的批注,说明了文献著录的复杂性,忽略了南散曲在元明流传、演变的特殊性。谢伯阳《全明散曲》已做细致梳理,拙作《由元代南套到明代南北合套——以元代无名氏散套〈情〉的北曲增补为范例》(叶长海主编《曲学》第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做了具体的个案考察。南散曲作品在元明传播过程中的文辞变化与不同曲家的当时记载,是造成不同文本异文与误题的主要原因。

第一,刊刻地域集中。此期的插图本刊刻区域有建阳、南京、徽州、苏州、杭州,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究其原因,与这一地区戏曲文化、出版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准密切相关。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戏曲文化浓郁,在隆庆万历时期,戏曲呈现全盛之局面。从目前所知戏曲文本作者的集中地看,其作者大多活动在江南区域[8]255—260,此区域戏曲刊刻的兴盛与戏曲创作紧密相连。当一部新的戏曲作品问世后,最可能先被当地刊刻。

辑佚是一项通过蒐集、审辨、拼组散佚文本碎片复原文献的基础性工作。古代戏曲的辑佚,是从宋元南戏及杂剧开始的。这一领域经过诸多前辈学者的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南戏、杂剧佚曲,从元明清三代的曲选、曲谱、曲话中被搜集、整理出来,极大丰富了宋元戏曲剧目及文本的总量。尤其是宋元南戏佚曲的辑录与整理,为完整描绘南戏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可能,补上了中国戏曲史上“一个失去了的环节”。

周维培《古谱〈骷髅格〉考》认为:《骷髅格》正名当是《词林说统》,可能源于宋人《乐府混成集》,当非钮少雅伪造。(《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三期)康保成《〈骷髅格〉的真伪与渊源新探》认为,此书与汉武帝相联系不可信;当出于佛教诵经,形成时间不应晚于金代;对曲谱创立产生过重大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二期)周密《齐东野语》、王骥德《曲律》等对《乐府混成集》恭敬推崇,可为一证。但《九宫正始》所引《词林说统》均为只曲,在其流传中或有人做过补充时曲、以悦美听的工作。

总之,大量精美的明刊戏曲插图本被刊刻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与戏曲史上的典型现象,其戏曲史意义主要体现在案头阅读。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明刊戏曲插图本的大量生产离不开出版业的繁盛,正是有了晚明出版业的繁盛,才会有大量戏曲插图本的产生,从而为戏曲剧本的阅读提供物质基础。通过对明刊戏曲插图本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在戏曲演出史之外,还有一个戏曲阅读史,而戏曲阅读史的建构及其中的一些细节还需要今后的继续追索。

经过努力,明传奇辑佚工作基本完成,辑得散佚剧目凡230余种,拟汇总为《明传奇佚曲全编》,成为现存300余种明传奇全本之重要补充,以便学界对于明代戏曲文献的利用,推进明代戏曲史和明代文学的研究。

明初曲选《乐府群珠》,今有商务印书馆1955年卢前校点本四卷。但不见《九宫正始》“元散套无名氏《乐府群珠》”25支,也不见“《乐府群珠》明散套”“明小令”。卢前《乐府群珠序》:“此钞中多明贤之作,与玄玉所见者不同,是元本外,尚有此明人一本。”《九宫正始》存录元南散曲的曲选尚有《遏云奇选》《词林说统》。如果联系《寒山堂谱》“元散曲”13支,所出曲选有《乐府统宗》《遏云妙音》《遏云奇选》《凝云妙选》《凝云奇选》,则明代元明散曲选本较现存更为丰富。

其次,插图本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在发生学意义上而言,文先出,插图后出,插图创作者在绘制插图时,其实是进行二度创作。在作为文本的剧本内容的制约下,画家依据自身的独特理解与图像语汇来阐发剧本的内在意蕴。

明传奇辑佚对象,主要为明清两代之曲选、曲谱,曲话中偶有零曲。辑佚所需之曲选、曲谱,有些已公开出版,如《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孙崇涛、黄仕忠整理的《风月锦囊笺校》,而台湾影印的30余种明清重要戏曲选本、曲谱总集《善本戏曲丛刊》更是辑佚工作凭依的重要文献。

首先,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促进了戏曲的阅读。大致而言,戏曲史由演出史与阅读史构成。明刊戏曲插图本主要用于阅读,其对戏曲史的意义体现在案头阅读。就读者而言,在戏曲插图本中,作为图像插图具有直观性、可感性与形象性,能发挥辅助阅读的功能,可对故事情节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崇祯间《想当然·成书杂记》云:“是本原无图像,欲从无形色处想出作者本意,固是超乘,但雅俗不齐,具凡各境,未免有展卷之叹。”[10]1190其制作插图之目的乃帮助读者“想出作者本意”,免却“展卷之叹”。

戏曲自宋元以来,即有杂剧与南戏两种文体类型,入明以后,宋元戏文一变而为传奇,中国戏曲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类型。

第二,参与书坊众多。此期南京为书坊集中地,曾出现50余家书坊,戏曲乃其所刊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曾刊刻戏曲的书坊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继志斋、广庆堂、长春堂、玩虎轩等,居全国坊刻戏曲之首。富春堂是万历间较大的书坊,所刊书籍多为戏曲、小说、医书、杂书等通俗读物,今知富春堂刊戏曲插图本有39种。此外,文林阁有24种,世德堂有13种,广庆堂有15种,继志斋有19种,这四家书坊皆为唐姓坊主,惜史料缺乏,尚不清楚几位坊主间关系。这些坊刻戏曲插图各有特色,几乎成为辨识它们的重要标志。

从插图内容看,最早的传奇插图多为故事图,在文本的关键之处,配入插图,吸引读者或引导读者阅读。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及闽建书坊刊刻的传奇插图本,带有强烈的演出痕迹,插图者似乎将舞台演出场面纳入插图之中。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至万历后期插图中的演出痕迹逐步消失,插图艺术性愈来愈高。插图除呈现故事情节外,更注重对背景细致描摹,将曲词意境融入插图中,叙事性与抒情性兼具。

明刊戏曲插图本的大量刊刻,是明代出版史与戏曲史上之典型现象,其背后有着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从版本形态看,有单刻本、选集本与别集本。

3.别集。随着戏曲创作的兴盛,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到戏曲创作中来,于是出现了一些文人所作戏曲作品的结集,我们称此为戏曲别集。[5]

徽州此时著名的书坊有尊生馆、郑氏高石山房、观化轩、汪樵云浣月轩、敦睦堂等。尊生馆所刊戏曲插图本今知有巾箱本《琵琶记》,插图38幅,精美喜人。高石山房刊有《劝善记》,为郑之珍万历十年自刻,插图甚富,后为南京富春堂翻刻。观化轩万历二十六年刊《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后于万历二十七年为金陵继志斋所翻刻。浣月轩万历三十四年刊《新镌全像蓝桥玉杵记》,每出插图,颇为精致,且于凡例称“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也独树一帜。万历三十九年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刻《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此为戏曲插图选本。整体看,徽州此时所刊戏曲插图本在量上虽没南京多,但质上却颇为精致,有的还被金陵书坊所翻刻。

3.传奇。据统计,传奇插图本有剧目130余个,版本200余种。明代前中期的传奇创作,作品寥寥,目前还没发现传奇插图本。嘉靖后期,戏曲创作演出的势头渐趋兴盛,嘉靖四十五年新安余氏刊刻《荔镜记》插图本,中栏插图,图嵌文中,共计209幅。此为现今所知最早的传奇插图本。万历年间,戏曲创作进入黄金期,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佳作层出不穷,戏曲演出也欣欣向荣。在这一大背景下,传奇插图本大量出现。总体看,这一阶段现存明刊传奇插图本约有150种,即75%的明刊传奇插图本出现在此时。所涉剧目有《红拂记》《玉簪记》《玉合记》《浣纱记》《千金记》《牡丹亭》等,从当时演出记载看,皆为流行剧目,从插图本数量看,皆有3种以上,可看出这些剧目在当时之流行程度。

[9]祝重寿.刘龙田刊本《西厢记》插图的再认识[J].装饰,2003,.

[6]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13]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此期历时40余年,但戏曲插图本的总量却远超前期。据统计,可确定为此期的戏曲插图本有220余种。

2.选集。戏曲选集是编选者在浩如烟海的戏曲作品中择取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汇为一编以方便阅读或查阅。明代戏曲选本数量众多,据统计其数量占古代戏曲选本总数的75%。[4]149—262在如许之多的选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插图本。

在明刊戏曲中除我们所熟知的《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有不止一种插图本外,还有数目可观的剧目有不止一种插图本刊刻流通,笔者称此现象为“一剧多图本”。此现象主要集中在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末,体现出了不断以“插图”的方式对经典戏曲文本重写与咏叹的民族特性。在这一过程,同一剧目的不同版本插图本共同阐发了剧本的内在意蕴。

此外,江南地区的出版业有久远的传统。明建都金陵,至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金陵作为首都,历时53载,既是政治与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与出版业的中心。隆万时期,此处人文荟萃,成为明刊戏曲最主要的中心。建阳出版业历史久远,自宋元以降,持续时间达五六百年,书坊林立,有丰富的营销渠道,使书籍流向全国各地。徽州向来重商,加以本地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在出版业也首屈一指,更有不少徽籍书坊主及文人寓居江南,从事戏曲刊刻。苏州、杭州自宋元来文化氛围浓厚,经济发展迅速,为戏曲刊刻出版奠定了基础。

前期:明初至嘉靖年间(1368-1566年)

[10]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

在明代,元明杂剧主要以选集形式刊刻流传。据今所知,选集插图本有《元曲选》《盛明杂剧》《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古今名剧合选》,皆卷帙浩繁,且都配有精美插图。《元曲选》全书所选为元明杂剧,共分十集,每集十卷,每卷一剧,共百卷百剧。全书每剧附图2幅,个别有图4幅,总计224幅。其插图临摹著名画家的画法,线条细腻、流畅,极尽绘刻之工,婉丽之极,将各剧的故事情节生动地呈现出来。此书不仅容量巨大,插图数量也超迈它书,质量更属上乘。《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原书种数不详,现存20种,每剧配图4幅,由徽籍黄氏刻工所镌,插图精美,与臧氏《元曲选》相媲美,惜原书规模今无从得知。《古今名剧合选》收元明杂剧,包括《柳枝集》《酹江集》两种。《柳枝集》选剧26种,其中元杂剧16种,明杂剧10种,每剧配图2幅,共计52幅;《酹江集》选剧30种,其中元杂剧17种,明杂剧13种,每剧配图2幅(《渔阳三弄》《替父从军》《真傀儡》《鞭歌妓》四剧各配图1幅),共计56幅。《盛明杂剧》专收明人杂剧,分初集、二集,每集30卷,每卷收明人杂剧1种,两集共60种,每剧配图2幅,共计120幅。

另外,南京此时还有一些文人兼出版商从事戏曲刊刻。如汪廷讷环翠堂。汪氏为安徽休宁人,本为徽郡巨富,寄寓金陵,刻书自娱,与坊刻戏曲插图本自是不同。其刊有《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义侠记》《窃符记》《投桃记》《狮吼记》《彩舟记》《三祝记》《天书记》《义烈记》等戏曲插图本。

[8]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中期: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

建阳在此期书坊林立,戏曲、小说插图本皆有,相较而言,戏曲插图本似不太受建阳书坊重视。今知戏曲插图本有45种,其中《西厢记》9种,插图选本13种,《琵琶记》4种,传奇19种。建阳出版业兴盛,但并非当时戏曲创作中心,故其刊刻多侧重《西厢》《琵琶》等传统名剧。重视戏曲选本刊刻也是其一大特色。在建阳书坊中,刊刻戏曲插图本最享盛名的书坊是萧腾鸿师俭堂,据统计刊有11种,插图多为刘素明所镌,精致美观。

作为图文共存的版本形态,插图本在我国图书史上源远流长,“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左图右史,图文并茂等提法昭示着插图本的重要性。鲁迅曾云:“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奇,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画,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采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1]427此判断阐明了明代乃中国小说戏曲插图本生产之高峰期,当时小说戏曲插图精品迭出。天启五年武林刻本《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因此,有明一代尤以戏曲插图本为盛,往往于书名冠以“出像”“绣像”“出相”“全相”“全像”等字眼,此乃出版史之典型现象。张秀民先生曾估计明刊插图本当在千种左右[2]355,据笔者统计,现存明刊戏曲插图本有剧目159种,共计369种版本,可见明刊戏曲插图本在当时图书出版中之重要地位。在对现存文献调查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考察明刊戏曲插图本的概况与阶段特征,以揭示作为版本形态的戏曲插图本所具有之戏曲史意义。

作者简介:张青飞,男,河南灵宝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陕西 宝鸡 721013

据出版情况,明代戏曲插图本刊刻大致可分三阶段:

传奇,作为一种在南戏基础上发展壮大的新戏曲样式,其插图本形态与南戏基本上无区别。在明代,传奇插图本多以单刻本流通,其插图既有故事图,又有曲意图,又有合二者于一体者,明刊戏曲插图的精华及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插图本上。

明初至嘉靖几近200年,今知戏曲插图本仅6种。其中宣德十年金陵积善堂刊《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乃现今留存最早的明刊戏曲插图本。此本文字86面,配单面图86幅,每面配图一幅,合“左图右史”之传统。成化年间(1465-1487年)北京永顺书堂刊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插图6幅,单面方式,插于出中。弘治十一年北京书坊金台岳家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分五卷,每卷前冠单面图一幅,书内插图为上图下文式,共150幅,犹如一部“唱与图合”的连环画。嘉靖三十二年建阳书林詹氏进贤堂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有图371幅,上图下文。嘉靖四十五年余氏新安堂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三节板,中栏插图,共209幅,左右各有诗句,以七字句为主,以文释图,概括每幅插图主要内容。

这一阶段步入戏曲兴盛期,从创作或演出看,皆为戏曲史黄金期。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戏曲创作,书坊主及一些文人出版商积极从事戏曲刊刻出版,由此推动了戏曲插图本的大量涌现。正如郑振铎云:“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士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7]51此期的戏曲插图本也是“光芒万丈”。整体看,呈现出三个特征:

[11]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M].四卷,明天启五年梁台卿刻《词坛双艳》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第三,新形式的采用。插图形式及构成出现了新变化。崇祯四年延阁主人订正的《北西厢记》插图一改往日常见的单面方式或双面连式,首先采用外方内圆的月光式插图,如镜取形,灵巧可喜,成为此期戏曲插图形式上的创新。另外插图往往会出现副图,与剧情毫无关联,这也可视为插图的形式创新。可以说,明刊戏曲插图在明末最终走上了精致化之路,文人雅趣完全融入戏曲插图之中,给后世留下了戏曲插图史的辉煌。

第二,文人主持刊刻。戏曲插图本由文人主持刊刻,更为重视其精美与否。湖州乌程凌、闵作为“半儒半商”的出版家,共刊10种戏曲插图本,分别为《西厢记》《拜月亭记》《琵琶记》《会真六幻》《红拂记》《北红拂》《红梨记》《牡丹亭》《邯郸梦》《南音三籁》,大多由画家王文衡绘图,名刻工黄一彬、刘杲卿等参与镌刻。

在晚明,有一些印制精美的杂剧别集,如徐渭《四声猿》、汪道昆《大雅堂杂剧》、傅一臣《苏门啸》、来集之《两纱》等,都配有精美插图。尤其是徐渭《四声猿》,据统计其插图本至少有4种。万历以来,文人参与创作传奇愈来愈普遍,且佳作涌现,于是出现了文人传奇作品结集的现象。目前所知插图本有张楚《白雪斋五种曲》,包括《明月环》《金钿盒》《诗赋盟》《灵犀锦》《郁轮袍》,为崇祯十年张楚白雪斋自刻本,每种皆于卷前插图12幅,绘刻皆精。这体现了文人对戏曲插图的重视。

[5]吴敢.说戏曲别集[J].东南大学学报,2006,.

万历传奇高峰过后,明末传奇创作仍延续着万历之余势,不断有佳作涌现。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传奇插图本有近40种,占明刊传奇插图本约20%,如吴炳《西园记》《画中人》,孟称舜《娇红记》,袁于令《西楼记》,阮大铖《燕子笺》等,皆有精美的插图本。

[3]俞为民.南戏流变考述—兼谈南戏与传奇的界限[J].艺术百家,2002,.

苏州地区、杭州地区的戏曲插图本在此期还较少,不过已显出其追求精致的特征。容与堂所刊一系列插图本及陈与郊自刻插图本,预示着启、祯间苏杭地区插图的精致。

这些杂剧选集,尤其是《元曲选》《盛明杂剧》为元明杂剧的保存流传贡献甚巨。总体看,这几部选集皆配精美插图,原因大致有:其一,主持编选刊刻者皆是当时知名文人,如编《元曲选》之臧氏,编《盛明杂剧》之沈氏,有保存文献使之留传之意识;其二,编刻过程显示了文人趣味,晚明以来文人逐渐加入到插图本刊刻中来,他们更注重插图的精美与否,更注重对插图的赏玩;其三,这些杂剧选集的潜在受众乃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因此插图绘刻之精美与否至为关键。

此期金陵、徽州、建阳虽仍有戏曲插图本出现,但颇引人注目的是呈一枝独秀态势的杭州地区,吴兴版画群异军突起,尤以凌、闵所刊朱墨套印插图本声名远扬。戏曲插图本愈益精致,与戏曲文人化、雅化基本同步。据统计,可确定刊于此期的戏曲插图本共有70余种。特征有三:

[4]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从配图方式看,既有一折一图,如《西厢记》大多明刊本皆插图20幅,《西游记》每出配图一幅,共24幅,《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几乎是每折配图一幅;又有据每剧之内容来配图一二幅,如《元曲选》主要据其题目正名来配图,每剧插图2或4幅,《盛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每剧据情节配图2幅。从插图内容看,以呈现剧情为主,将文字性的故事情节以图像形式呈现出来。

原文参考文献:

最后,插图之演变意味着戏曲的雅俗之变。在明刊戏曲插图本的发展历程中,插图在位置、形制、内容、功能等方面皆发生着演变。具体而言,插图之位置从剧中转向卷首,插图与剧本愈益疏离;插图形制历经从上图下文式、嵌入式、单面方式、双面连式到月光式之转变;插图的故事性逐渐减弱,抒情性越来越强,且逐渐具有独立之艺术赏玩价值;插图之装饰功能愈益凸显,导读功能、促销功能愈来愈弱,插图的独立性增强。在此变化背后,昭示了如此事实:戏曲剧本读者群从低层次市民转向文人读者,对戏曲的欣赏也倾向于曲文,戏曲逐渐迈上雅化之路。在此过程中,《西厢记》与《琵琶记》逐步确立了其经典地位。[14]

这一时期历时虽长,戏曲插图本数量却甚少。从出现时间看,极为分散,无连续性。即使是戏曲逐渐恢复局面的嘉靖年间,也仅有2种,二者出现时间间隔13年。这一时期戏曲插图本的数量是零星的,这与当时的戏曲兴盛局面、出版印刷状况及读者接受状况息息相关,当时的条件决定了还不具备大量出现戏曲插图本的土壤。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105)。

南戏篇幅较长,其插图本皆以单刻本形态流通。目前所知13种南戏,其插图注重对故事情节与曲词意境的图像呈现,往往选择全剧出中关键情节配以插图,一来吸引读者,二来可提示阅读。

1.杂剧。据统计,明刊元明杂剧插图本共有16种,其中单行本有《西厢记》《娇红记》《西游记》《昆仑奴》《识英雄红拂莽择配》《歌代啸》;合集本有《四声猿》《大雅堂杂剧》《两纱》《苏门啸》《四大痴》《四太史杂剧》《元曲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盛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从规模看,既有《昆仑奴》《识英雄红拂莽择配》《四声猿》这样的小部头,又有卷帙浩繁的《元曲选》《盛明杂剧》,不仅内容多,插图数量也甚多。

2.南戏。南戏与传奇之界限,众说纷纭,此处以作品产生朝代来划分,宋元为南戏,入明以后为传奇。[3]南戏插图本有13个剧目:《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琵琶记》《破窑记》《赵氏孤儿记》《冯京三元记》《东窗记》《胭脂记》《寻亲记》《金印记》《观音鱼篮记》等,其中《琵琶记》21种,《荆钗记》5种,《白兔记》2种,《拜月亭记》5种,《赵氏孤儿记》2种,《破窑记》2种,《金印记》2种,其余各1种。在13个剧目之中,有7个皆有2种以上插图本,可看出产生于宋元的南戏在入明之后颇受明人欢迎。总体来看,其插图内容主要为故事场面,插图者选择南戏文本中的关键与重要出目,配以插图,将文字性的情节转化为故事图,以辅助读者阅读。

从现存元明杂剧看,单刻本较少,目前仅知有《西厢记》《金童玉女娇红记》《西游记》《昆仑奴》《识英雄红拂莽择配》《歌代啸》。其中《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金童玉女娇红记》分上下二卷,每卷四折一楔子,《西游记》二十四折。从容量看,其不同于杂剧传统的四折一楔子体例,因此刊刻后可以单刻插图本形态流通。此外,如《昆仑奴》四折,《识英雄红拂莽择配》四出一楔子,《歌代啸》四出,内容相对较少,也可配图刊刻流通。

[12]李渔.闲情偶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在戏曲插图本中,戏曲插图是画家据其知识结构和理解水平绘制的,每幅插图是对某部分文字的集约化概述,不同的画面构思透露出其对剧情与主旨的理解,当所有插图联合而构成图像序列时,插图对文本的再现就具有了独立意义,插图内部往往注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因此,当插图本进入读者视域时,这些理解最终会通过物质形态的书籍传递到当时读者的阅读活动之中,其对剧本的阅读已是二次接受了。因此,由剧本到插图本到读者,插图本的介入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了新的接受。

现存明刊戏曲插图本涉及了当时所有的戏曲文体样式与版本形态:从文体看,有元明杂剧、宋元戏文与明传奇;从版本形态看,有单刻本、选集本与别集本。

第三,插图风格多样。以往版画史研究者,多以地域风格来考察版画插图风格,其实这很难概括每个地区的插图风格。具体而言,金陵地区的富春堂、世德堂插图多以大型人物为主,人物动作有明显的舞台演出痕迹,不重视插图背景描摹,用笔粗壮,画风粗犷豪放;同时又有汪廷讷环翠堂插图富丽堂皇,纤细入微,异于富春堂、世德堂之粗豪。建阳地区此期的戏曲插图,也有粗豪与精美之分,如刘龙田乔山堂所刊《重刻元本题评西厢记》,插图人物形象突出,背景仍做简单处理,[9]书林杨居宷所刊《红梨花记》、爱日堂刊《八能奏锦》皆刻画细腻。徽州地区所刊也如此。从中可看出,插图风格粗豪与精美并存,纯粹以地域划分,其实并无实际之意义,况且各地区间还会有交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局面。其实,从中可看出戏曲插图正在迈向精致化之路,在下个阶段会有明显表现。

戏曲选集往往杂剧、戏文、传奇单出曲文皆选,有时还会选散曲、时尚小令,其插图多为配合所选精彩出目而作,经与现存全本版本相比对,发现选本插图不时会袭自全本,真正新创的插图其实并不多。其原因应是选本多选自全本之中,在选择的同时当然也会将其插图连带“选择”,从而加快选本的制作速度,降低其制作成本。

编辑:科技产品 本文来源:明刊戏曲插图本考述,九宫正始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