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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阈下共享发展理念的普惠性,共享发展理

时间:2019-11-13 21:04来源:科技产品
3月26日上午,应商学院的邀请,南京大学范从来教授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平台作了一场题为“益贫式增长与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的学术报告。商学院骨干教师及部分学

3月26日上午,应商学院的邀请,南京大学范从来教授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平台作了一场题为“益贫式增长与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的学术报告。商学院骨干教师及部分学生聆听了本次报告。本次报告会由商学院院长任太增主持。

摘 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普惠性,必须对当前阶段福祉普惠的正当性进行追问。在比较视阈下把握中西方发展理念演变的规律,分析普惠共享的正当性所蕴含的知识论证义务和论证进路,并通过辨析正当性概念与证成性概念,确定共享发展理念普惠性的证成方式:通过非比较性的容许性证成,从逻辑起点上化解自由主义对福祉普惠必要性的指控;通过比较性的最优性证成,指出共享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对深层次的公平问题予以回应,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可行性或者可持续性提供有益思路。

邓小平;改革开放;部分先富;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 要:共享发展理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基本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坚持以及对共同富裕目标的不懈追求。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落实共享、走向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落实共享的制度保障,实现均衡、充分发展是落实共享的基础,发展机会均等是落实共享的基本前提,完善社会保障是落实共享的制度性救济,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是落实共享的宽广平台。

范从来以“共享发展成果”与“共享发展”的关系为切入点,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发展新理念。他指出,共同富裕是对未来社会作出的本质规定。我们应不忘共同富裕初心,立足中国实际,开门搞研究。在理解先富带动后富和共享发展的关系上,范从来以江苏和浙江两省为例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了影响益贫式增长的各个因素并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发展生产力,让中国迅速摆脱“低收入陷阱”。他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实现贫益式增长,实现物价稳定、保障充分就业、鼓励创新创业、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是我国实现贫益性增长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共享发展理念 普惠性 正当性 证成

内容摘要:在我国当前从部分先富迈向全面小康的决定性阶段,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最重要的是不断推进党领导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关键词: 共享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

(商学院 张勤勤 冯 丹)

发展的普惠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自英国济贫法传统开创的补缺型福利模式开始,到福利国家的建立明确了福利为全体公民的宗旨,发展福祉由补缺走向普惠,却也面临着种种风险。第三条道路倡导“积极福利”拓宽了解决发展福祉问题的新思路,却无法根本解决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导致出现了“普遍性福祉”最终将要被弃的论断。由此可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普惠性,必须首先论证在当前阶段发展旨在福祉惠及全体人民具有正当性。目前,学界对共享发展理念的普惠性及其伦理基础、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均有论述,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普惠性进行正当性追问和道德基础分析的专门研究却较为鲜见。因此,拟在对共享发展理念进行非比较性的容许性证成和比较性的最优性证成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普惠共享相容需解决的必然性和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邓小平 改革开放 部分先富 全面小康 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耦合与实现研究”

一、发展理念演变及其普惠性的正当性追问

作者简介:周维启,安徽繁昌人,中共芜湖市委党校教务科研处副教授。

作者简介:王洪斌,男,山东诸城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刘吉昌,男,山东肥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西方在发展的最终目标与增进人类福祉、增长与分配的关系问题上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调整和深化的过程。西方社会对发展理念的认识经历了涓滴式增长—基础广泛的增长—益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的逻辑演进,中国对发展理念的认识也经历了“两个第一”—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认识深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今年是2014年,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邓小平同志,最重要的是不断推进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伟大事业,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01-0003-07

中外发展理念的演变

一、听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与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社会主义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定了人们不争论、不摇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放松的信念,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延续春天的故事,中共十九大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意味着我们要肩负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殷实、生态得到恢复的责任和使命。完成这样的责任与使命,必须坚定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是决胜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换言之,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使每个人都能够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贯彻始终的逻辑起点、价值追寻和最高理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正确理解和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独立和自主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制度保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使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极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直面种种艰难困苦和风险考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勇于创新,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决定了增进福祉的阶段性。针对发展的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关系问题,中西方都在不断探索、调整和深化的过程中,逐步在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基础上确立起各自的发展理念。

人民民主、先进文化、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共同富裕更是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就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观念深深扎根在广大人民心中。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经过“三年恢复、四年改造”,于1956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此中国人民在彻底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期间,虽然历经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曲折,但我们党自我革新,最终走出极“左”的泥潭,昂首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我们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体制,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明显改善,中国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各民族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正是对社会主义发展为了人民、人民推动发展的坚持和贯彻。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发展,人民整体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同时,改革开放40年,我们走过了一条非均衡发展的道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们在基础薄弱的起步阶段的必然选择。基于“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的非均衡发展,实现了我们民族富起来的目标,但也拉大了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发展和财富分配差距,使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先增长后再分配”发展战略的失效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和自发的市场机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弱势人群受益。针对这一情况,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银行提出“增长中的再分配”战略,使低收入者有增进机会的同时能得到必须的资源以获得利益,但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操作性措施,该战略并未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实践,后被主张继续发挥市场机制“涓滴效应”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直到90年代,世界银行再次呼吁实施“基础广泛的增长”,强调直面日益严重的全球贫困问题,以扩大机会和提高能力的双轨战略,辅以转移支付与安全保障措施,对这种基于市场导向、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并使其发挥自身最大能力的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给予重新关注。21世纪以来,发展理念由“益贫式增长”走向“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关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可行能力和发展机会,追求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演变过程实质是以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多元发展观对现代社会发展主体单一问题进行回应,是对发展的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关系问题认识深化的基础上,扩展发展的受众性,反对社会排斥的理论反映。

邓小平在反思以往探索和现实探索不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共同富裕明确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

一、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

中国对发展的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两个第一”—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认识深化。针对建国初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合理化第一,普及第一”的提出首先前瞻性的认识到了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差距过分悬殊会带来的危害,指出“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职工的劳动保险和福利事业是国家的长远方针”,①这一论断首先从收入分配和劳动保障的角度为提出“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奠定了基础,也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选择。而共享发展是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接续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发展与人民福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同时,也为“共同富裕”阐明了其实现途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发展形势和发展任务的变化,对共享发展成果主体的表述由“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②变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体现出发展主体的包容性增强;对共享改革红利的公平性的表述也由“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④变为“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③体现了发展主体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共享发展成果的切实性增强。党的十九大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⑤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与增进人民福祉之间关系的合乎历史演进、合乎逻辑发展的重大政治判断。

他说,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普遍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又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各部分人得益会有多有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

中国历史悠久绵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兴衰更替中,许多思想家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秉承仁政思维,形成了朴素的共享思想。孔子在周游列国后,遍观春秋时期诸侯混战带给社会的巨大创伤,在其力推的仁政之策中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不只体现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外在层面上,长久强盛的根本在于人民的富足,而国家的治理则重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则进一步论述要使“人有恒产”,只有人民能够在和平的条件下从事社会生产,有稳定的发展机遇,人民才有“恒心”,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到了汉代,统治者更是重视与民休息,而不是与民夺利,形成民本角度的有限共享思想萌芽。但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一不是统治者疯狂占有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残酷压迫剥夺导致了人民反抗与社会衰败。直至近代康有为提出“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为大同”的思想,把朴素的共享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这些朴素的共享思想成为当代共享发展理念的文化基因。

由此可见,中西方发展理念的演进理路都体现出发展主体包容性增强的趋势。但是,发展理念的普惠性是正当的并不意味着某种水平的普惠是正当的。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状态下社会福祉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我国现正处于实现中等收入下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即从特殊人群、贫困人群全覆盖走向实现社会福利国民全覆盖、城乡福利项目和内容趋向一致化、较高的福利给付标准的过程中。⑥因此,阐明中国当前阶段实现何种水平的普惠是正当的,区分包容性发展与共享发展理念的普惠性这两个不同但又具有内在关联的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他还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目的、特点、优越性,“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新的生产力发展,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和交换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在欧洲率先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2]278。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共享”思想,但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的发现帮助马克思揭开了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本质这层神秘的面纱,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资本增值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唯一目标,资产阶级永远不可能自觉地与无产阶级共享发展成果,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被划分为完全不同的各个等级,各个等级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层次。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揭露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因而得出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享有的结论。在这样的历史观下撰写了用以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共产党宣言》,在“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284,确信无产阶级终会替代资产阶级,废除私有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且全面的发展,并且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描绘中,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差别与剥削,它旨在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全体人民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共同完成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共享成为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与核心本质之一。

共享发展理念普惠性的正当性追问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就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联系起来,使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在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科学基础上,由此确立了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主义本质“五句话”的整体概念,从而使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最本质要求。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使共享新中国建设成果、共担社会主义建设使命成为可能,中国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要论证共享发展具有普惠性,就必须分析普惠共享的正当性所蕴含的知识论证义务。也就是说,要对“正当性”概念所具有的完整的结构、独特的性质、不可替代的功能及其与“证成性”的关系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选取恰当而有力的论证方式。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贫苦,因此,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以解决人民生活仍然普遍贫困问题。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导向仪,也是衡量改革开放成与败的最终标准。

在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天辟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共享思想。自力更生的广大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站起来的人民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困扰,平均主义的共享发展模式成为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尽管如此,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还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可靠的政治基础。

通常认为,辨析正当性概念与证成性概念,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论证进路:一是康德-罗尔斯的理性主义传统,主张正当性与证成性是两个可以同义互换的概念,属于同一个论证的不同部分,在这一传统下论证共享发展具有普惠性,只需要论证普惠共享能够在道德上被证成,即在不同观点之间存在冲突时的论证,澄清作为要求和判断基础的那些原则和理由,用推理使分歧意见得到一致,以证成一种正义观念即可;⑦二是洛克——西蒙斯的经验主义传统,主张将证成性与正当性区分为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论证部分,二者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在这一传统下论证共享发展具有普惠性,证成性是用于论证国家发展理念与作为整体的主体的一般关系,即在一般意义上阐述的福祉普惠的必要性,是一种实然关系,而正当性是用于论证国家与个体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在某种历史形态现实国家中福祉普惠实际上的正当性,是一种应然关系。⑧事实上,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区分并不会抹杀证成性本身的含义,相反,意味着某种目标类型的福祉普惠却有需要被证成。

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要走出一条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新路。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肯定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否定了平均主义的“老路”,提出了波浪式发展的“新路”,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恢复问题亟待解决,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亟待提高,发展生产力成为第一要务。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实践模式走过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和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总结种种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道路和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目标追求。共富与共享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共同富裕既是共享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共享的重要手段。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样,共享也不是同步共享。依靠市场机制,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把蛋糕做大,然后带动人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遵循这样的设计,我们抓住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历史机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GDP成几何基数增长,在2016年达到744 127亿元,比改革开放之初的3 679亿元增加了201倍,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复苏整体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年均增长率(1978—2015年)高达9.6%,给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以上。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比也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8%上升到2015年的14.8%。持续高速发展带来了人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 790元,比1978年的343元实际增长了92倍,总体上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3]。中国人民富了起来,蛋糕做大了,为实现共富共享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

因此,论证共享发展理念普惠性,需要在洛克——西蒙斯传统上,分析在当前阶段发展福祉惠及全体人民具有正当性,说明国家发展理念的道德基础。在具体证成方式的选取上,西蒙斯的证成方式无疑是可取的:一方面,运用非比较性的容许性证成来论证普惠共享与一些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道德原则是相容的;另一方面,运用比较性的最优性证成来论证普惠共享所具有的规范力与有效性。

他按照改革开放的初衷,关注人民贫与富的实际变化,指导改革开放的政策走向。改革开放初期他重点强调“富裕”,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尽快先富起来。而在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又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新情况以后,他开始强调“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晚年的时候还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人民共享发展的羁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诸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城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从北京大学调查报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收入排在前面的1%的家庭几乎占据了全国30%的财富,而1%的社会财富是收入最少的25%的家庭的总和,财富家庭分布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差距和阶层分化导致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严重缺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公布的数据,在社会公平感方面,51.7%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非常显著,50.5%的受访者认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医疗、养老等权利待遇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公平,40.7%的受访者认为就业机会方面存在显著不公平,34%的受访者认为不同行业、就业领域的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显著不公平。总体来说,近30%的受访者表示,我国社会不公平现象较为显著[4]。这些问题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落实共享理念所必须突破的瓶颈。

邓小平还先后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成与败的“十个如果”思想。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十个如果”集中起来就是,如果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就会形成新的资产阶级,走上资本主义邪路,发生“出乱子”乃至“闹革命”的可悲结局,导致改革开放最终失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研判时代变迁带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共享旨在“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5]。首先,新时代的共享是全民共享,即一个都不能少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在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节点上,落实先富带动后富伟大战略的必然选择,是共享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贯彻落实的落脚点。中国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其次,新时代的共享是全面共享,要实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共享,不能仅仅把共享理解或等同于共富。再次,新时代的共享是共建共享,人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人人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作贡献,在此基础上实现建设成果的人人共享,因此不能把共享理解为可以躺在床上与建设者共享小康社会的建设成果。最后,共享是持续共享。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发展理念,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一以贯之地长期坚持。落实共享,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共享要在社会生产力从落后到快速发展、发展方式从不均衡到逐渐均衡逐渐充分的过程中实现,为此既要摒弃简单的平均主义,又要时刻防止两极分化。实践中我们要积极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切实提升教育质量,奋力推进就业创业,努力减小收入差距,逐步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做实共建共享这篇大文章,实现人才、财富自由流动,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确保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邓小平初步而系统地提出了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

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不仅符合要在“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要求,也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指明了前进方向。

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

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证。他说,“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通过改革开放,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更快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一条捷径。他说,要鼓励、引导和支持一部分人和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形成先富带后富、后富赶先富、先富后富波浪式发展的生动局面,“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编辑:科技产品 本文来源:比较视阈下共享发展理念的普惠性,共享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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