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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流传,先生访问世界宗教研究所

时间:2019-10-07 08:19来源:科技产品
陈国符的道藏研究饮誉海内外,他于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道藏源流考》令人信服地重建了从陆修静的三洞道经到《玄都

陈国符的道藏研究饮誉海内外,他于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道藏源流考》令人信服地重建了从陆修静的三洞道经到《玄都宝藏》的发展过程。由于陈国符认为《正统道藏》的编撰混乱以及编者的无能,他并未对明《道藏》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后他于1983年发表的《道藏源流续考》,则主要致力于外丹的研究。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的《道教的基础研究》,开辟了日本道藏研究的新领域。此后,吉冈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则深受陈国符研究的影响,被认为是继陈国符道藏研究之后的第二人,他沿着陈国符的足迹继续向前探索,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是那些来自佛教的资料和敦煌的道教文献。大渊忍尔在道教文献及道教仪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特别是在早期灵宝经、敦煌道藏和道藏形成的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著的《敦煌道经目录编》被认为是著录敦煌吐鲁番所出道教文献的最好成果。在中国台湾地区的8年,施舟人意识到道藏研究的重要性,而皈依道门的经历加深了对道经传承重要性的理解,而这也为他在欧洲发起跨国“道藏工程”的宏伟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道藏》首现巴黎

2017年10月27号上午,国际着名汉学家施舟人 先生访问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与研究道教的同仁进行小型座谈。施先生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国际道教研究的权威专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任继愈和钟肇鹏主编的《道藏提要》。该书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吸收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道藏提要》仿照《四库全书提要》的体例考订介绍了道藏中道经的时代、作者、内容,不足之处是没能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朱越利编撰的《道藏分类题解》,参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道藏》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吸收了大渊忍尔目录的优点,乃是敦煌道经研究的一部力作。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对道藏中286部道经撰写了提要,对所选道经的内容、思想和版本线索皆有考辨。《道藏通考》出版之后,《道藏》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2008年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出版,该书从各种文献中收罗出6000种道书书名,对多数道书进行了大体的考证;2011年《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出版,作者萧登福以一己之力撰写了全部《正统道藏》的提要,令人感佩,该书吸收不少新近的研究成果,非常难能可贵。

三、高价阻挡不了学界研究热潮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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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流传,先生访问世界宗教研究所。由施舟人和傅飞岚主编的《道藏通考》三卷本,2004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发行堪称道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汉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道藏通考》同孔丽维主编的《道教手册》、玄英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一起,被公认为西方关于道教的重要工具书。与后两本著作相比,《道藏通考》的研究过程对文献版本的选择更为严格,对道经的解析也依据最可靠的研究,被誉为欧洲汉学界集大成之作。

著名道学研究者施舟人教授

施舟人先生回顾了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学术往来以及与诸位学者的深厚友谊。施先生对《道藏》有着精深的研究。在1976年欧洲中国研究会议上,施舟人倡议开展道教研究,并开始实施道教研究计划。在28年之后的2004年,作为研究成果的《道藏通考》终于问世,完成了其持续近30年之久的伟大工程。《道藏通考》,对道藏收集的所有经典加以解释并附加了内容提要,收集了各种文献资料,使道藏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可以使用的文献。

道教,被西方学者视为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的文化基因库,保存了丰富的文化传统。较而言之,世界各大宗教经典几乎都得到了非常精深系统的研究,唯有道教的《道藏》是个例外,作为道教经籍总集的《道藏》长期以来饱受冷落,无人问津。1910年,刘师培旅居北京白云观,他抛开成见,通览明《道藏》,后来发表《读道藏记》,乃空谷足音。1911年,法国神父戴遂良发表了一份明道藏的目录。这份目录是转译自明代道士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戴遂良最大的问题是未校勘道藏原书,由于他依据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白云霁失录的道藏文本,他也失录,因此有不少的错漏。翁独健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以戴遂良的目录为基础并修正了他的错误。此外,马伯乐对道藏研究贡献巨大,他对道藏文献的研究是拓荒式的,创造了被称为“内部文本批评法”的具体文献断代法。当年他在全无道教知识的情况下,凭着对文献内在理路的判断,解析出上清和灵宝两大类文献。

《正统道藏》刊成后,在明清两代曾多次印刷,颁赐各地道教宫观。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道藏》经版悉遭焚毁。各地宫观所藏的《道藏》印本,也因战乱灾祸而存者甚少,北京白云观原藏有明代印制的《道藏》,这是一部迄今能够见到的惟一保存完好的明代《道藏》。

座谈会期间,大家还对滇西洞泾乐仪,唐代道教,台南道教仪式,宋元道教仪式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负责人、四川大学教授)

1986年日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缩印《道藏》,编为16开本30册。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影印《道藏》作了适当的补缺和订正。《道藏题要》系任继愈和钟肇鹏主持的道藏检索工具书,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西方流传甚广,被译作Synopsis of the Taoist Ca-non(Tao-tsang ti-yao)。这是一部汇集道经并论及有关典籍的大丛书,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书籍1473种。该《提要》对每一种书内容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作者不详的书籍,尽可能指出其时代断限。《提要》后还附有《道藏》各书编撰人简介、《正续道藏经目录》及《道藏》书名与编撰人索引。这本书是阅读《道藏》的门径和检索工具书。本书中有些不足之处,已在1995年版胡孚琛主编的《中国道教大辞典》中有所改正。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贾俐副所长、韩秉方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研究员、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主任汪桂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雷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姜守诚研究员、清华大学陶金先生、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林巧薇副研究员、李志鸿副研究员等参与座谈。

施舟人主持的欧洲“道藏工程”肇始于1976年。在巴黎举行的欧洲汉学大会上,施舟人提议启动一项《道藏》研究工程,旨在完成关于明《道藏》的第一份详尽系统、研究性的文献学考述,考证所有经文的时代、作者、价值,概述其内容,得到参会者的支持。1978年,这一计划获得欧洲科学基金会为期四年的资助。为了更好地开展《道藏通考》研究,施舟人建立了高效协作的工作模式:将欧洲“道藏工程”总部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由鲍吾刚、龙彼德、康德谟、施泰宁格、许理和、施舟人6人组成,下设法国巴黎小组、德国沃尔兹堡小组和意大利罗马小组。每个小组通过协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对《道藏》中每一部经典进行系统性、协作性研究的问题,保证了研究的质量。研究既吸收整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道教的成果,也吸收整合了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谓撷百家之英,熔铸一炉。《道藏通考》还是道藏研究中跨国合作历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范例。从1976年开始的欧洲“道藏工程”,集29位撰稿人近30年的心力最终完成,其中有24位欧洲学者、3位在欧洲的中国学者和2位美国学者。书稿的不同部分最初用法语、德语、英语及意大利语四种文字写成,最后统一成英文出版。

道经总集从此公开于世,由道观流向社会。当时每部实价八百银圆,确实很贵。“明清二代,颁赐各处道观《道藏》甚多,以屡经兵焚,见存者寥寥可数,《道藏经》道成秘笈。及北京白云观《道藏》影印于世,学者始得读《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矣”。(引自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963年版,上册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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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的历史古老而悠久,而《道藏》的研究却姗姗来迟。《道藏》缺乏系统研究的现状,直至1991年《道藏提要》和2004年《道藏通考》的出现才得以改变。而《道藏通考》对明道藏的研究,无论是从系统性、学术性、严谨性和周详性,还是从该书作为一本道藏研究工具书的实用性、索引的方便性和参考文献的翔实性,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吸收整合的力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既往的研究,是任何一个东方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宗教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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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版本《道藏》陆续出版

《道藏》是一部大型道教文献典籍的结集,内容涉及道教各个方面,包括理论、历史、组织、教派,也相当多地包含了《易学》、医药学、养生学、哲学、地理学等,还保留了《道德经》、《南华经》、《淮南子》等各种版本,为道教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每个道教研究者都离不开它,否则寸步难行。在国外的道教研究中,《道藏》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在研究道教经典方面,国外汉学家取材于两个方面:一是《道藏》本身,被国外学者称为原始资料;二是《道藏》以外的道教资料,外国学者着眼于敦煌经卷、碑铭文字和实地调查。

接下来就是已故道藏史家陈国符(1912~2000)教授所著《道藏源流考》,在西方称为Studiesin the Evolution of the Taoist Canon。1949年中华书局出了第一版,1963年出增订版,1986年第二次印刷。作者在增订版序中指出:“初版印刷错误颇多,兹悉更正”。1983年台北明文书局出版了其《道藏源流续考》。

四、多版本《道藏》出版,道学研究愈发火热

翁独健(1906~1986)编《道藏子目引得》,1935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出版,为西方汉学常用的道藏检索工具书,被译作Havard-YenchingIndex Number of Texts in Tao-tsang,影响甚广。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全书内容分为“分类引得”、“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史传引得”。这部著作依据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还有元人的《道藏阙经目录》和清末编成的《道藏辑要》,编制精审,资料独详,是一部手边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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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藏》的传承“命途多舛”

台湾艺文印书馆早在1962年,随后在1977年缩印《道藏》,改为36开本60册。同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缩印《道藏》,编为16开本60册,此本增辑了部分藏外道书。日本学者野口铁郎和松本浩一合写的《最近日本的道教研究》一文中指出:“如众所知,台湾的艺文印书馆和新文丰出版公司把《道藏》加以影印出版,使研究者得以简单购得,是促进道教研究的最大原因”。(引自台湾道教会台南支会《道教学探索》第贰号,1988年版,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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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籍德裔汉学家安娜·赛德尔(Anna Sei-del,1938~1991)在绝笔之作《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West,1950~1990)中的第三部分《文献》中指出:“1910年前后,巴黎国家图书馆得到两套残缺的明代正统《道藏》(《大明道藏经》,1444~1445年印),这是最后一次奉皇帝之令在中国收集并刊刻的道藏。这部《大明道藏经》及其续编——印于万历年间的《续道藏经》,构成了最广泛也是最可靠的道教研究文献。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在中国曾被忽略。直至1911年,才有一位对《道藏》的宗教内容感兴趣的中国学者(这里指刘师培,1884~1919——引者)首次发表了《读道藏记》,而同一年载遂良神父(Father Leo Wieger,1911)已用法文拟定了第一份《道藏》目录,沙畹(1913、1919)和伯希和研究并翻译了带回巴黎的道经。”

赛德尔又指出:“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藏于白云观的经折本《道藏》以摄影石影术复制并出版。要不是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都有条件使用这一版本的《道藏》,马伯乐对中国文化中有关道教诸方面的研究以及后来的一切发现恐怕都难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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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学者、原法籍荷兰汉学家施博尔(Kristofer Schipper)在回答台湾《光华画报》杂志社记者王家凤女士问话时,曾谈到《道藏》问题。他说:“民国十五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了几百部明版《道藏》,价钱很贵,当时一般中国大学买不起,结果大部分被日本、欧美学术界买走了。那时候,道藏被研究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十,日本、法国……很多人研究,才愈来愈多人注意”。(引自王家凤、李光真著:《当西方遇见东方》(When West MeetsEast),台北光华杂志社,1980年8月版,第144页)

巴黎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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