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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对长三角协同创新畅所欲言,从同质化竞争

时间:2019-10-30 06:31来源:信息科学
和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浦江创新论坛——2018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圆桌会议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科技创新智库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不仅要扩大对外开放,

和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浦江创新论坛——2018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圆桌会议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科技创新智库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不仅要扩大对外开放,也要看到对内开放的重要性www.89677.com,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认为,中央提出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长三角应该走在最前面。区域创新体系不是行政区域,而是经济产业紧密连接分工合作的区域。当下,我们不仅要扩大对外开放,也要看到对内开放的重要性,而这一定是改革的事情。 在胡志坚看来,一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把它作为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中最重要的指导方针。现在国内一些城市用非理性的价格抢人才,甚至比发达国家的价格还贵,这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还是要让市场在创新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必然之路。 “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受到了行政辖区的限制。”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研究员说,谈到协同时,我们的眼界不能停留在行政辖区的概念,长三角首先是自然地理概念,再是经济地理概念,最后才是行政辖区概念。推进一体化要真正触及到以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为基础的协同问题。因此王元建议,无论是行政辖区的概念还是经济地理的概念,所在主体的数据要充分开放,否则你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也不告诉你。王元的一位同事曾经在美国做过移民社区调研,在当地社区图书馆就能搜索到每一个家庭的职业结构和收入。而我们想要做这样一个社区调查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到处讲大数据,只有大,没数据。 对于创业企业要有容错的态度 对于长三角而言,可以复制硅谷模式和以色列模式吗? 硅谷联合投资主席、首席执行官Russell Hancock说,中国有着长期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划发展模式,而硅谷没有协同化规划,没有决策制定的总体项目,没有政府机构来负责整个区域协同发展,没有创新孵化区,硅谷以及数百家创新性企业都是随机存在的。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甚至有一些混乱性和无序性。 在他看来,可能硅谷富有活力的生态体系更值得借鉴,这样的环境已经有70多年历史。它鼓励人们冒险,并有着一个非常高的容错度,要知道在硅谷大多数创业企业是失败的。硅谷的成功得益于两个非常强大的市场,即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有着高素质的人才团队,而且流动性非常强。硅谷并不是由政府出资创建起来的,也不是政府以某种方式引领公共资金注资发展起来的,它是由风险投资公司所促成的。 Russell Hancock建议,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宜太多,它可以为技术创新和创业提供背景,比如保护知识产权,制定让人才能够自由流动的政策,对于失败有更高的容忍度。 与硅谷模式大不相同的是,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环境主要是由政府所驱动的。以色列Cusium创始人Hanan Terkel说,政府支持是创新要素之一,尤其在技术发展早期,是非常重要的。 在他看来,几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聚集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空间是最容易产生创新的。如果具备了一个很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硅谷。有的城市有很好的大学、风险投资和人才,但其创新生态系统仍然缺失。Hanan Terkel提出,还要有一个重要元素,即容错的态度,失败并不是一个耻辱,没有这样的态度,就没有办法促成创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专员Yoslan Nur说,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第一个跨区域的合作项目,很多其他国家的跨区域合作群,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根据他的观察,再好的创意却实施不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建议,不要仅仅停留在规划上,而应该注重非常具体的项目,要不断地审视计划,做出调整。 本文来自6月22日上观新闻 作者:黄海华

2018年6月22日上午,“浦江创新论坛—2018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举行闭门圆桌会议。该会议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和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外知名智库和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智库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逻辑与策略”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研究员、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研究员以及我所所长骆大进研究员、副所长李万研究员出席会议,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屠启宇研究员主持会议。 会议邀请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谭盛源处长介绍了长三角一体化近期进展和下一步主要考虑。我所副所长李万研究员和江苏、浙江、安徽的科技创新智库专家分享了来自一线的实践与思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胡志坚院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给出了基于宏观视野的建议;来自硅谷、以色列、广东、香港等地专家以横向比较视角围绕区域创新体系展开了研讨;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研究员、华东师大经济地理学杜德斌教授、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王书华研究员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给出了方法论的建议。 我所所长骆大进研究员在会议总结时指出,与会专家紧紧围绕推动长三角协同创新这一主题,既形成了共识,也启发了更多思考,希望在会议之后能在策略与路径等方面持续开展深入交流,为长三角协同创新贡献智慧。

统计、生物统计与计算生物学终身教授、Dana-Farber 功能性癌症表观遗传学中心主任刘小乐就在探索。 她的研究方向与 CRISPR 全基因组筛选技术相关。CRISPR,简单来说,当细菌被病毒感染时,它们有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保留一部分病毒的DNA,并用体内叫做CRISPR的系统识别这部分的DNA。如果再次看到这些受到感染的DNA片段,就把它们截掉切断。同理,人体细胞中的DNA可以由缩写为A、T、C、G的四个碱基组成。CRISPR可以剪切或编辑这些碱基。 现在人们对这项技术的发展和利用还远没有进入真正的治疗领域。“病人做了测序以后,期望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有的基因变异还是找不到可用的药,正好有能用药的基因变异了才可以进行治疗。而现在已有的这些靶向治疗药物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对癌症有所缓解。”刘小乐说。 为了推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刘小乐作为创始人以及科学顾问和学生在上海张江成立了上海寻百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该团队已经建立了CRISPR筛选实验工作流程和数据分析流程,将 CRISPR 全基因组筛选应用于发现新靶点、生物标记物以及构建新型联合疗法,可以推进肿瘤治疗方法的研发速度和准度,同时加快肿瘤治疗药物开发产业的研发效率。 “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平台。”刘小乐告诉第一财经初创公司的建立也对研究有所助益。 由教授主导把一些技术发明转向专利,甚至进一步商业化的尝试得到了Curium创始人、首席执行官Hanan Terkel的认可。在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主办的“浦江创新论坛——2018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Hanan向第一财经介绍了以色列的做法:在以色列的大学里会有专门设立“转化办公室”,这是一家拥有学校授权的私人公司。当教授们有了不错的发明想要进行商业化的时候,转化办公室会帮他们完成专利的申请,并进一步明确产权。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借助学校实现跨学科调动资源,比如由商学院来完成商业计划书的设计,或工程学院来完成产品的设计。 提到产学研,Hanan表示,他看重的是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性非常重要。人们可以选择创业,即便失败也可以回到大公司里继续工作,担心失败是创新的最大阻碍。”而以色列教授可以有累计两年的“离岗创业”恰恰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教授愿意此后选择回归学校,他也仍然可以担任公司的咨询顾问。 当然,这些技术的转化最需要的是时间。 理性看待其他创新中心模式 尽管一些知名的创新中心都已获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有人更关心创新中心为所在区域的发展带来的改变。 在硅谷联合投资主席、首席执行官Russell Hancock看来,硅谷出现了自己的问题,比如不堪重负的高房价、拥挤的交通和趋于老化的基础设施。 以前,人们认为硅谷是一个非常中立的地方,因为硅谷的公司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现在这些公司正在遭到批判,因为当涉及有可能妨害选举、制造假新闻,这些公司似乎就不再那么值得信任,甚至被怀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认为预测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会让硅谷何去何从就像是在看一个水晶球,但是我永远不认为硅谷会发展不好。总体上来说,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利益更加协调。” Russell说。 他强调的是,硅谷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政府的规划,政府的决策,政府的支持或者资助。我们也不是要政府来发挥这样的作用。今天所说的是找到机制、法制以及非常好的解决争端的方法,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争议解决机制,而这是政府所能做的。 “资源总是有限的。”Hanan则补充认为,以色列目前的初创公司数量已接近饱和状态,“政府需要做的,不是来投入一些资金,而是说提供一些基础的设施和服务,打造一个生态系统。” 在两位外国专家的眼中,中国有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高效管理体制,也有着人口红利,需要的不仅仅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有颠覆式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这些,区域经济才能真正从创新中心受益。 本文刊登于6月22日《第一财经》,作者宁佳彦。

举办的“浦江创新论坛——2018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中外专家纷纷表示:长三角地区应抓住一体化发展机遇,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消除壁垒,促进创新要素更顺畅而有序地流动。 “长三角”更应被理解成一个经济地域概念 长三角地区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但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视角下,它更应该被理解成一个经济地域概念。 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口占全国1/6、经济总量占全国近1/4,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上,相当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长三角地区国际贸易总额占到中国30%以上,研发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均占全国30%以上,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区域发展共识。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长三角企业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比如,不少世界500强企业将研发中心设在上海,而次级研发中心、产品制造基地则分布在上海周边城市;又如,奇瑞汽车总部在安徽芜湖,但研发中心则建在上海;总部在上海的振华港机,其大型设备制造基地在江苏不断扩展…… 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研究员说,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长江经济带,而这都是经济地域概念,这就促使人们跳出行政区域框架来思考问题。 “利用科技创新券对使用长三角大型仪器网的企业进行补贴,既满足了浙江企业对科研资源的需求,又使上海科研单位的仪器设备得到充分利用。”浙江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君略显遗憾地说,这件大好事在“财政资金能否用于补贴跨省企事业单位”上碰到了瓶颈,“如果可以破除这一政策壁垒,无疑将使长三角创新资源实现更充分共享,产生更大价值”。 “人们往往只看到硅谷的成功,却很少注意到它发展过程中那么多的无序和过度竞争,这曾经也浪费了大量资源。”美国硅谷联合投资主席、首席执行官拉塞尔·汉考克认为,中国政府看到无序竞争所带来的问题,能够从更高层面进行规划布局和顶层设计,这显然是一件好事。 出台更多“需求侧”“环境面”和包容性政策 根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区域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经济充满活力、高端人才汇聚、创新能力跃升、空间利用集约高效的世界级城市群框架。 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长三角的面积、人口、经济增长率综合排名已在世界主要城市群中高居第一,可说到地均GDP、人均GDP、人均专利数却远远落后于英国大伦敦地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城市群、日本关东—关西地区等,甚至弱于我国珠三角城市群。“这说明,未来十五年,长三角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升品质。”他认为,一个城市群未来在全球的地位,同时取决于对群外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以及群内各城市间的智能协同力和创新要素的智慧组合力。 “长三角一直以产业配套能力强而著称,近年来也正从同质化竞争向同城化合作转变。”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骆大进认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星期日工程师”的出现开始,创新要素的流动就在不断要求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 事实上,长三角协同创新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跃升,长三角创新发展日趋国际化,区域协同发展诉求也日益高涨,这对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中国大陆城市中,科学家最希望能够前往工作的城市是上海,最希望生活的城市是杭州;中高端人才的流动中,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的交互最密切。在骆大进看来,区域竞争力最终应体现在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上,需要政府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治理转变,出台更多“需求侧”政策、“环境面”政策和包容性政策。 来自以色列的资深创业者哈南·特克尔说,在以色列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起了很大作用,“为创新营造合适的生态系统,将缺少的创新元素补上,是当时以色列政府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本文刊登于6月23日《文汇报》,作者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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